陶行知现代教育学说的价值与意义

——在纪念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讲话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朱小蔓

同志们、老师们、陶友们：

　　陶行知先生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上世纪书写出宏大的中国教育梦：那就是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作为以陶行知先生命名的名人研究会、国家学术性社团组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下简称“中陶会”）的宗旨：学习陶行知的伟大精神，继承陶行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未竟事业。
　　今天，在这一目标的感召下，我们汇聚一堂，共同纪念中陶会所走过的30年辉煌岁月，缅怀那些熟悉的名字、影像与文字，或许我们会为陶研事业的发展感到激动与怀想：或许我们会为中陶会自成立一路走来所克服的种种困难而感慨不已；或许我们会为参加这个光荣的学会组织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时刻，我特别提议，向张劲夫、孙起孟、钱伟长、操震球、徐明清、潘冷云、陶晓光、陶城、刘季平、冯素陶、戴自俺、方明、张健、郭笙、苏新涛、王光宇、魏心一、张文郁、丁丁、胡晓风、金成林、陈贻新、胡国枢、谢咏、唐文权、卢自德、辛国俊等逝去的在陶研事业上辛勤耕耘、执着前行的前辈与同仁表达深切的怀念！向长期以来支持陶研事业的老领导、各级各地行政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从事陶行知研究的学者、专家们和各地陶研会组织和广大长期坚持学陶、践陶的基层学校的校长、教师表达由衷的敬意。

　　翻开中陶会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她成立前的几年。
　　1980年2月，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在合肥成立，10月，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在南京成立，11月，上海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正式成立，12月26日，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晓光、陶城写出了给民盟中央予以审议并转呈中共中央的信……全国学陶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1981年3月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在重庆成立，4月华中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会成立陶行知研究小组，10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为陶行知平反，恢复了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名誉，为陶行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点，推动了陶行知研究的全面复兴。
　　此后，好消息不断出现，振奋着所有陶子的心：新山海工学团正式成立，《陶行知纪念文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湘版《陶行知全集》编辑工作正式启动，《陶行知年谱稿》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版发行，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徽省行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全国大型陶研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9月在南京召开，与会代表倡议尽快成立全国性的陶行知研究组织。之后又有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陕西省陶行知研究会的相继成立。1985年9月5日，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到会并讲话。从此，一个追寻行知精神、与时俱进推进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出现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舞台上。在历届会长的不懈努力下，中陶会以理想召唤陶子，以勇气触碰变革，以健全的理性和饱满的情感勤勉踏实地开展工作，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陶行知先生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本土现代教育家，他的人格、风范、精神堪称“万世师表”；他的教育思想、学说、实践充满“人民性”、“社会性”、“民族性”，始终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与时代脉搏一同跳动，从而使传统的中国教育走出狭小的“书斋”，走向广阔的城镇、乡村与偏僻落后地区，如同火种一样，散发热量，照耀光明，启迪千百万人们发见了自己，看到了人生的前途，鼓舞“儿童”与“人”成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不同之点，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达到个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的。”他还指出“现在中国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民族解放。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么教育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民主”与“科学”成为陶行知和其他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手中高擎的两面旗帜；从普及教育入手，提高国民素质（包括国民身体素质、科学素质），培养“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公民，改造社会，实现国家、民族复兴，许多老一辈教育家都是沿着这条道路筚路蓝缕、探索奋斗、不懈努力。
　　我们可以说，陶行知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光芒，而在于他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代表着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的共同理想，代表着以“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为具体内容的中国本土化现代教育特质与方向，代表着中国新教育的光芒与力量。因此，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百年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陶行知是一个时代。
　　众所周知，传统教育与新教育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教育的主体与中心由伦理、制度、宗族、社会向“人”与“儿童”的需要与发展转移，从而冲破传统封建教育“纲常”、“礼教”的束缚于藩篱。在陶行知看来，每一个儿童都是可教的；成人应是儿童的朋友；教育的功能是解放儿童，而不是束缚儿童。他提出：“儿童是新时代的创造者，不是旧时代之继承者。”“儿童生活是创造、建设、生长，不是继承、享福、做少爷。”
　　各位也都十分清楚，“生活教育”学说是陶行知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反映出陶行知作为中国本土教育家对于教育本质、目的、内涵、功能，以及学校作用、“教”与“学”之间关系等教育原理的哲学层面思考。陶行知对“教育”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描述：
    Education in life; （在生活中的教育）

    Education for life; （为了生活的教育）

    Education by life; （教育与生活相依相伴）

    Education to life. （从教育到生活）。
　　如此全面深刻的描述迄今难以超越！
　　他对“新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使教育不仅在校园、课堂；也不仅是技术、工具、器皿，而升华为境界、情怀、哲学、审美与照耀世界、照耀人生、照耀生活的灯塔。许多人或许看过他写得很精彩的话：在小先生的手里，知识是变成空气，人人得而呼吸；知识是要变成甘霖，处处得其润泽；知识是变成太阳，照着广大的群众向前进行。（2）
　　反观我们今天的种种社会现象，在怎样理解知识的价值与功用，在知识学习的途径与方式上，在怎样学习“国学”、怎样吸纳国外经验等等方面；种种皆证明，我们的认识和作为远远不及、不抵，甚至与此背道而驰。陶行知真正是超越时代的。健康、完整的教育现代化离不开陶行知伟大思想与人格的引领。
　　各位同仁，30年筚路蓝缕，30年弹指挥间。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学会组织要在前人奋斗的基础上继续有所作为。下面，我对承前启后及未来工作谈一些认识与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站在时代高度，与时俱进，研究、学习陶行知现代教育思想、学说。
　　30年前中陶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在张劲夫、刘季平、孙起孟、许涤新、方明、张健等老一辈教育家推动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以及中国陶行知基金会作为国内最早的名人研究会组织正式成立，当时国内各条战线处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中陶会的成立纠正了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错误批判，重新树立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此后，各地陆续成立陶研会组织，发展大量基层学校陶研基地，学陶师陶践陶，蔚然成风。与此同时，郭笙、胡晓风、胡国枢、陈仲豪、章开沅、唐文权、罗明、郭福昌、金林祥、陈秀云、韩邦彦、汤翠英、屠棠、梅汝莉、周德藩、陈波、宋玉岫、荆世华、黎克明、陈汉才、贾培基、聂大朋、张癸、周毅、周洪宇、储朝晖、童富勇、徐志辉、余子侠、吕长春、徐明聪、张俊杰等一批专家、学者或着手编辑出版陶行知著作，或发表了大量研究性著作和普及读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和学习基础，在此过程中，由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学院、重庆育才学校、上海行知中学和湖南、四川两地教育出版社成为重要的研究、传播平台。一些国际学者如日本的斋藤秋男、牧野笃等知名学者的参与，为陶行知研究增加了国际成分，扩大了陶行知研究本身的影响力。与研究工作同步，在方明老会长、韩邦彦的带领下，中陶会深入基层开展大量调查研究，足迹遍布国内多个省份，推出了如山西省前元庄实验学校村校一体、四川省合川市生活教育实验区、上海市宝山区和浙江省嘉兴市区域推进学陶师陶，以及安徽省休宁县农科教结合实验区、江苏省苏州市科教兴乡（镇）、四川温江科教兴镇、黑龙江省呼兰县科教兴县等多个农村教育示范基地，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随着近年来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何使陶行知研究、实践与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结合起来；更加准确地学习、应用陶行知教育学说，为当前的学校文化建设、教育品质提升，包括教学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教师、学生身心人格健全发展注入积极、科学的力量，尤其是如何促进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儿童的健康发展等，都应成为成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下一步工作要考虑的时代主题。

（二）坚持教育家的专业立场与原则
　　正如人们对于当前许多教育现象不满与诟病那样，由于自然、社会生态出现了问题，中国教育出现病症是必然的。在这些“病症”现象中，有部分问题是由于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存在缺陷，不良的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推波助澜，这需要自觉反思和适时调整；还有一些原因则是教育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者本身存在“功利化”、商业化倾向，以及“唯学科化”的偏颇；在教育理论方面，曾被陶行知先生形容为“拉洋车”的现象依然严重，在教育导向方面“食洋不化”。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明显违反教育原理与规律，超出一定年龄段儿童身体、心理承受能力的成人意志或行为，却不能坚守教育家的立场与原则，提出明确的专业性意见。陶研组织、陶行知的信仰者理应本着专业良知发出正面声音，对不当教育政策、行政干预和社会舆论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三）重视各省陶研会组织与基层陶研实验基地的建设
　　目前，中陶会组织发展迅速，二级专委会数量有所增加，也有很高的积极性，越来越多实验基地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与实践活动。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教育发端之际，出现了以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教育家群体，他们的思想同样是陶研组织的教育财富，如“教育立人”的基本教育目的观，培养人的“生活力”、“创造力”的培养目标等，我希望基层陶研组织、专委会进一步重视对老一辈教育家群体的了解、学习与研究。我还想强调，各省陶研会组织、中陶会各专委会，各基层陶研实验学校始终是中陶会坚实的基础与栋梁，中陶会的工作重点应更多关注、支持各专委会、各省陶研会的组织建设；支持各基层陶研实验基地学校创造特色学校。同时，重视各专委会、各省陶研会组织和陶研基地学校之间的横向经验交流、资源共享，充分利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平台优势，使我们的学会组织“活”起来。

（四）培养万千新时代陶子，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举
　　中陶会30年历程证明，陶行知思想理论的系统整理以及不断深化研究是我们立会之基，不仅史料考据研究、学理研究远未穷尽，而且其研究视野还在向有密切关联的老一辈现代教育家群体，向全球范围扩展。从老一辈陶研专家到中年一代学者的研究贡献，四川人民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以及今天的北师大出版社等所作出的传播贡献令我们十分尊敬。同时，我们迫切需要拓展实践研究高度与深度，像新疆陶研会和无锡陶研会在“十二五期间”分别组织了60和20余项中陶会课题研究那样，多开展课题研究活动，植根陶行知教育思想，结合实情和办学需求，重视实验方法，提炼规律性认识，助力一线教育改革和发展，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做出更多贡献。我们还需要持续培养万千新陶子，需要无数草根研究者、传播者，针对当代中国教育成功经验与教育病症乱象发掘陶行知思想的现代价值，做出“陶行知生活教育在当代”的新文章，也需要像陶铮等陶家后人为传承陶行知精神遗产用心竭力，需要一批民间讲师、推手扎根乡间基层，播撒思想启蒙的种子。
　　总之，时代给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继续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推进贡献力量的机会。我希望中陶会同仁们都能重视、珍惜这些机会，以“爱满天下”的精神与教育的专业精神引领，为深化陶行知思想研究、为改善教育现状、为服务基层学校不懈努力，使中陶会组织与时俱进、长盛不衰。
　　同志们、陶友们！让我们凝心聚力，忠诚信仰，追随陶行知，将学陶传陶的接力棒代代传承，让鲜艳的陶旗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征途上永远飘扬。


　　谢谢大家！




　　　　　　201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