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职业学校学生总体素质下降，价值观取向偏差大已成为不争事实。学生在校期间违纪行为时有发生，概括起来有：金钱至上，以自我为中心，急功近利、贪图享乐、打架斗殴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各行业对就业人员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使得职高毕业生就业率下降，从而影响了职高新生入学率，各校之间被迫掀起“生源大战”，其结果便是生源素质的更大幅度降低。

    客观事实不容变更，摆在职业学校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招更多学生，而应当是尽力改变其不良习气，通过两三年的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建设者。的确，学生的不少“恶习”，可能在进入职高前就有，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已患了病，就认为不值得抢救，就不去替他治疗。一味苦笑、怀旧、放任自流，只能使不良行为由点及面恶性扩散，造成危害。

    与普通中学相比，职业中学没有了“升学率”这道“紧箍咒”，而社会对职高学校的某些错误认识，甚至将其与职业学校无奈地套上了另一个“紧箍咒”。许多职业学校不得不把取得较高的就业率作为目标，无论是管理还是教学，只是注重教授某些操作技能，只注重对学生进行一两门技能的培养，却忽视了对学生辨析能力的培养，走向普通中学“应试教育”的另一个误区——“就业教育”。从长远角度看，这是一种短期行为。陶行知先生就认为，应通过教育，使之具有“健康的体力，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团结自治的精神”，成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的“整个的人”，而不是畸形发展的人。职业中学是培养社会建设大军的主阵地之一，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是将传统文化、道德转化为服务，转化为产品的桥梁。如果学生仅有一技之长，却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必将被日新月异的社会所淘汰。所以，笔者以为，职业中学对学生的教育，除了重视“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的提高、进步而教育”之外，更要注重提高学生道德素质的教育。正如行知先生所说的“……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的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先生主张以道德为基础，‘建设人格长城’，借以找到全面的动力。由此看来，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不能明是非善恶，不能辨析美与丑，反过来还会影响专业技能的掌握。

    综上所述，在职业学校里，与技术教育并重的是端正学生价值观取向，进行道德修养教育，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主与法制、理想与人格，敬业爱岗等方面的教育。针对职业中学学生的“职业性”及其入校时的“非优秀性”特点，提高其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是：

    一、以身作则。“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老师”，“行教万教，教人求真”，教师首先应当是又红又专的“真人”。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职业技术素质、身心素质无一不受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陶行知先生在这一个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表率，他脱下西脱、皮鞋，穿布衣单鞋，与学生垦荒种地、同甘共苦。“身教”如果不能与“言传”配合，也很难产生好的效果，自己行为端正，并不能制止别人违纪，单纯的训斥，对职高生似乎不起什么作用。陶行知先生突破传统枯燥的说教，运用各种形式，尤其是运用通俗易懂的诗化语言，寓说教于娱乐之中，变简单禁堵为灵活疏导。如劝人莫说脏话，便作诗一首，诗云“你骂我/我骂你/骂来骂去/只是借人嘴巴骂自己”。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制止学生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提高其辩析能力，调整其价值观取向。

    二、五育并举。如前所述，行知先生认为应当把德育工作置于学生日常生活之中，“生活即教育”，让学生在生活中接受教育，从而避免了政治老师、班主任老师苦口婆心却干巴巴收效甚微的说教。道德修养教育一旦与日常生活脱节，就会造成学生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恶果。安徽省行知中学在这一方面做得较好，如为学生提供健康的影视、书刊，足够的活动场所，组织“校艺术团”，陶研小组、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等。一方面，在时间上减少了学生“闲则生非”的机会，同时，陶冶了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

    三、严爱结合。绝大多数职高生都是因表现不佳、成绩较差而被小学、初中的老师，同学甚至父结所鄙弃的。进入职高，其行为往往也会表现出困惑因素，进而自暴自弃。如果能抓住他们刚入校对新事物感到新奇这一契机，宽容其错误行为，用慈爱之心去打动他，感化他，使之“浪子回头”，“改邪归正”。当然，宽容的最终目的还是将学生的行为导入“正机”，必要的严格要求也是不可缺少的。爱中有严，严里透爱，这样才有助于学生良好道德修养的形成。

    总之，职业中学要充分利用主阵地优势，在行知理论的倡导下，与时俱进，培养一支具有较高素质，健康向上，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就业大军，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